【霍拉山下】六、献血（董克荣 )
霍拉山下
作者：董克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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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献血
要说林园一连的环境真的很好，整个连队在浓荫密林的包围之中，公路边那条曲曲弯弯的开来渠引来霍拉山上清凉的雪水，从连队的小桥下流过时，冲击着桥下带有绿色青苔的木头柱子，撞出无数水珠，那晶莹透明的水珠溅向四面八方，又跌落在水里汩汩不停地飞奔着向东流去；路的两边开满了枸杞花，到了秋天藤蔓上结满鲜红的枸杞，像一面彩色的篱笆墙护卫着里面的苹果园；往北穿过一片农田可以看到宽阔的开都河，看着那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澎湃的河水使我想起上海的黄浦江水，它让我浮想联翩。
我问宣传股干事胡振林：“过去的豫剧团和现在的演出队为什么都要驻在林园一连，放农业连队不也一样吗？”他对我说：“林园一连多好啊，但去那里不是让你们去享受。放在那儿有三个客观理由。第一，林园一连职工人数少干扰小，有利于创作和排练。第二，因为林园一连距离团部近，演员要上舞台走场子，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如果团部举行演出或者文艺汇演时搬道具乐器去也方便。第三，农忙时演出少，队员可以就地参加劳动，学习一些果树栽培技术。你说是吗？”我连声说：“是是，有道理。”
演出队正式成立后，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。
一天，队长王适从团部开会回来，走进宿舍就对我们说：“明天都到休养所去验血。”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到女生宿舍去通知。
小提琴手姜一民看着王适的背影说：“那么着急啊也不说清楚，让我们去验血干什么呀？”有人说：“大概是体检吧。”又有人说：“那就赶快洗洗吧，要不身上都是土谁给你检查啊。”大家忙碌起来，擦身换衣早早地休息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步行出发去休养所。十月的天，秋高气爽。路边的白杨树叶渐渐地由绿变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我们的心情都很好，大家说说笑笑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休养所。
（二十一团休养所）
我们量了血压抽了血。不一会儿休养所王仲民所长拿了一沓化验单过来说：“这是你们每个人的血型，自己记住啦。所里已经留了档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”
原来不是体检，让我们验血是为了备案。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农场的医疗条件差还没有血库，病人需要用血，休养所就通知病人所在的连队派人去献血。
在回去的路上，大家互相通报自己的血型。有一个A型，五个B型，一个AB型和四个O型。
队长王适说：“我是万能输血者，你们谁需要血我都可以献的。”大家嚷嚷说：“不要夸海口，到时间大家都找你把你的血抽空了。”王适说：“不会吧，哪有那么多人生病啊。”
队员夏士澄说：“我生病了你们都可以输给我吧，我是AB型，万能受血者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不是变成一个万能吸血鬼了吧。”小夏跑来打了我一拳头，我捂着胸口夸张地说：“受伤了，要输血啦。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队员金光尧说：“我回去把血型写在帽子上。”
队员韩沧新说：“干嘛，你是要上战场啊？”金光尧说：“如果生病了好方便输血呀。”韩沧新说：“那我用线绣在衬衣上最保险。”
回去后，大家都把血型写在自己的帽子上了。
事情就是那么凑巧，就在当天晚上休养所通知要用血了。
那天下班后，我们都到伙房去打热水准备盥洗，看到大车班的钱文华赶着一辆马车匆匆往外赶，就问他：“怎么啦？”小钱回答说：“水管站的张德病了，帮忙送休养所。”
张德曾经在新疆服过刑，刑满新生后分配在水管站工作。那时水管站已经从林园一连搬走了，因身体不好暂时还没搬。他刚才从支渠放水回来，突然晕倒在家门口，邻居马班长看见了就喊人帮忙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张德抬上马车送休养所。
（送病人）
张德是胃出血，因失血过多，休养所王所长立即打电话找指导员万凤坡要血，万指导员问：“什么血型？”那边说：“是O型，需要一千CC左右。”万指导员说：“等一会的功夫马上就派人过去。”
万指导员赶到我们宿舍说：“快快，张德病了，需要O型血，我派辆马车送你们去！”
王适、崔紫君、陆祥龙、和我都是O型血，养蜂班的祁建华和果园班的蒋太琳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，大家立刻坐车赶往休养所。
输完血，王所长说：“休息一会儿吧。”不一会儿，伙房送来了面条。王所长说：“这是给你们做的，吃吧。”
那时，连队里的主食是苞谷面，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。我们已经很久没吃过肉和白面。大家盯着面条看，那热气腾腾的面条上有不少肉丝，汤里还漂着厚厚一层油。崔紫君看看我，张开嘴想笑又没敢笑出来。陆祥龙很斯文地拿起筷子，往面条吹了吹说：“很香的。”于是我们狼呑虎咽地吃起来，办公室里一片呼啦呼啦的响声。王所长笑着说：“慢慢吃啊！”
回到连队，万指导员说：“明天你们几个到场上去敲葵花吧。”崔紫君说：“输血还可以调剂工作啊。”万指导员说：“还有三天病号饭啦。”崔紫君说：“真的？”万指导员说：“已经通知伙房了。”崔紫君张大了嘴巴笑个不停说：“开心、开心，可以改善生活啦！待遇不错。”
后来休养所又来电说需要A型和B型血，队员邓玉嘉和队员张禾笙赶去献了血。以后几天我们献过血的人员都聚在晒场上敲葵花。
敲葵花就是将晒干的葵花籽从葵饼里敲出来，这项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。凡是献血、孕妇、轻病号都会照顾干这项工作。
（葵花田）
晒场上堆满了运来的葵花饼，我们围成一圈坐在地上用木棍敲打。敲出来的葵花籽堆放在一起，有风的时候扬场，把空壳吹掉，等饱满的瓜籽完全晒干后就可以装麻袋入仓了。
热辣辣的太阳把场地晒得滚烫，坐是坐不住只能蹲着干活。有的人蹲不住，搬来土坯垫在下面。刚开始大家还一边干活一边聊天，没到中午，肚子都咕咕地叫起来，这时已经没人说话都低着头敲着葵花。
晒场的周围都是果树，北边桃园里的水蜜桃长得又大又红，应该成熟了。我们想能吃上几个桃子充饥就好了。
邓玉嘉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他，我们心有灵犀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我去方便方便。”于是我俩往桃园奔去，又慌慌张张地爬到树上。
桃园里是培植了多年的水蜜桃树，经过不断地修剪造型，树干长得有碗口那么粗，树杈低矮伸向四周是为了更好地吸收阳光。我们在果园里劳动时，老职工教会我们如何培植果树，手把手地教我们修剪、嫁接，春天如何抹芽，夏天如何疏果。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其实不用爬到树上伸手就可以摘到桃子，爬上树是为了怕被人看到。我们摸了摸桃子，嚯！软软的都熟啦。正准备摘桃子吃，听到有脚步声，把我们吓一跳，趴在树上不敢啃声。原来是看管桃园的大嫂王翠花过来了。
王翠花长得矮矮胖胖，白白的脸上长满了雀斑。她的小孩还在喂奶期，桃园离她家近连里就让她看管。她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气喘嘘嘘的，两个大奶子在胸前乱颤。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可讲话的声音竟像银铃一样好听。她跑到树下用那动人的嗓音说：“不要躲了，你们一进来我就看到啦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摔下来不得了啦。”
（桃树）
我们以为这下她要训我们了。可她却说：“你们刚献完血，又远离父母没人照顾，挺不容易的。”她摘了一筐桃子搬到场上说：“这是万指导员安排的，大家吃吧，桃子挺养人的。”听了她的话，我们都很感动，鼻子都酸酸的。我拿了一个桃子在剥皮的时候，想起了刚来演出队的一件糗事。
那一次我和队员邓玉嘉讨论完节目已经很晚了，肚子很饿睡不着。我俩的床铺紧挨着，我们躺在床上，窗外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在我们的脸上，对面果园里的苹果树清晰可见，我和邓玉嘉相视一笑说：“走！”我们悄悄地走出宿舍进到果园，从树上摘了几个大苹果回来，心想这下可以充饥了。谁知道这苹果一个个看着都很漂亮但还没有成熟，吃到嘴里又酸又涩。我想酸就酸吧，总比饿肚子要好，吃了半个实在不行，不但没有填饱肚子，嘴巴难受得连漱口的水都没有，第二天吃早饭时牙齿像倒了似的难受。这件事被队友们当成了笑话，直到苹果成熟了还经常说起。那时我们就是在一次次的犯错中慢慢地成长，在一次次的反省中成熟起来。
中午休息时，老保管到我们宿舍里来说：“你们献血的人都拿一个碗到仓库去一下。”
仓库就在我们宿舍的西面，我原以为这破旧的土坯房子是垃圾房，门也不锁，铁扣子上只插了一根树条。老保管拔去树条把门打开，库房里放了几个半人高的大缸，缸里面装满了凝固的蜂蜜。我们一进门就闻到了满屋子的蜂蜜香味。我问邓玉嘉：“吃过蜂蜜吗？”他说：“没吃过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没吃过。”
老保管给每人称了一斤蜂蜜。我回到宿舍就用勺子挖着吃，甜甜的蜂蜜太解馋了，一直吃到嘴巴发苦才停下。
晚饭是病号饭，大家在伙房门前围了一圈，蹲在地上吃。炊事员给我们做了两个菜，一个是炒西葫芦片，一个是白菜炒肉丝。每人一大碗面条。
晚上，教员韩枫到我们宿舍来问：“昨天献的血，今天好些吗？”我们都说：“没问题。”他又说：“你们年青，多喝些水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”回头又对我说：“明天你与蒋太琳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写几条宣传标语，如果不舒服就过几天再写。”我说：“好的。”
韩枫是林园一连的教员，曾经是国民党骑兵，上校军衔，肩上有三颗星星。按现在说法应该是县团级的干部。他有一张老照片，穿着呢制军服，斜跨着军刀，威风凛凛地骑在战马上，那张刚毅的脸上刻满了坚强。可现在的他，无论如何与当年驰骋疆场的军人联系不上，倒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干瘪老头。可是他那双苍老的眼睛流露出来的却是慈祥的眼神，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像父亲般和蔼的目光。
（骑兵）
第二天一早胡干事来探望我们，他说：“你们调剂几天轻工作，等体力恢复了我们抓紧时间编排节目。焉耆县在下个月要进行文艺汇演，我们团已经报名了。”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，说：“我们已经没问题啦！”
那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献血，我们听到的是一句句的问候；看到的是一张张的笑脸；我们享受到物资匮乏年代的最高待遇；而我们能为别人付出，自己也感到由衷的快乐。那是一份真诚的爱，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，人们相互间充满着关心和友善，生活在连队的大家庭里其乐融融。
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以后开始的那场运动改变了一切。满腔热血奔赴边疆参加建设的青年，转眼都变成了‘黑五类子女’，献血也成为同情刑满人员，同事邻里一夜之间都成为路人。
韩枫他更没想到，因为那张老照片，让他沦为历史反革命被关进“牛棚”，最后因肺病住进了休养所，在里面还屡受批斗，再也没能等到他平反的那一天。
人啊人，在这场运动中，每个人都在肆意释放本性。都说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可人性究竟是善恶并存还是天生就恶？是那场运动改变了人性，还是人性改变了运动方向？让人苦思不得其解。
作者简历
董克荣，1944年出生。1964年高中毕业后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，曾当过农工、团宣传队演员、炊事员、文化教员、小学校长。1981年回上海在街道集体单位当营业员。1985年考入上海大学政治学院，毕业后调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工作。曾担任区人大代表、上海市侨联委员、区侨联副主席。曾在《上海新闻晨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、《上海侨报》、《上海法制报》、《经济时报》、《书评报》、《中国仪电报》、《南市报》、《南市外贸报》、《计划管理通讯》、《浦江同舟》、《国家安全通讯》、《黄浦侨音》、《花溪》、《炎黄子孙》等报刊和杂志刊登文章200余篇。2004年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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